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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农民收入的三个明显差距如何解决球序香蒲

发布时间:2020-11-04 05:24:48 阅读: 来源:清洗机厂家

农民收入的“三个明显差距”如何解决

中国乡村发现网

湖北讯:在农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还存在着城乡居民、农村内部和省际“三个明显差距”,还需要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一、农民收入的发展阶段

30多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波动频繁,可以简单划分成4个发展阶段。

1.第一个阶段,1978年~1985年快速增长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收入快速提高。这一时期所有年份,农民收入增长率全部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97.6元,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在缩小,由1978年的2.53:1缩小为1.86:1,也是30多年间比值在2以内的一段时期。

2.第二个阶段,1986年~1994年波动缓慢增长期。体制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逐渐减弱,家庭经营收入已不能维持高速增长;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年攀升,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矛盾突出。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发生逆转,大部分年份都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收入水平的差距迅速扩大,到1994年,达到这一时期最大差距水平2.86:1。

3.第三个阶段,1995年~2005年恢复增长期。农村改革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乡镇企业从治理整顿中显露生机,国家连续两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得到缓解,农民收入增速较快回升。1997年~2000年,农民纯收入增速连续4年下降,增长率降至2.1%,为历史较低水平。2001年~2003年开始恢复性增长。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在“九五”期间略有下降,最低降至2.47:1,但“十五”期间又迅速扩大,一度扩大到3:1以上。

4.第四个阶段,2006年~2010年平稳增长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陆续出台,国家采取了减免农业税费、种粮补贴、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等措施,农民收入、生活消费支出较快增长。2010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速达10.9%,比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增速高出3.1个百分点,自1998年以来首次超过城镇。5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但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差距略有扩大,曾达3.33:1,为历史较高水平。

二、农民收入的主要特征

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看,变化显著。可以概括为“一升一降”。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之源”,但其比重快速下降。1995年,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为71.4%,2010年下降为47.9%,年均下降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快速上升,成为农民增收的“增长之源”。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22.4%,提高到2010年的41.1%,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从增量占比来看。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交替上升,互为补充。

纵观过去30多年,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还存在“三个明显差距”。

1.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农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速扩大。30多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最低的1.82:1扩大到3.33:1。考虑到农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生产性投入,城镇居民除收入外还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城乡居民收入的真实差距远超出上述水平。

2.农村内部收入组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加剧。1995年,按纯收入分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进行排序,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的户数仅占2.26%。2010年,这一比重快速提升到52.41%。但是若按照贫困标准来看,低于2300元的调查户数还占到15.3%。2010年,5等份农民收入组,高收入为1.41万元,低收入为1870元,相差7.5倍,2002年这一差距为6.9倍。根据统计局发布数据,2011年,我国农村基尼系数0.3897,比2000年扩大0.0361,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3.省际发展差异大,贫富差距有所扩大。2010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上海、北京农民收入水平最高,达1.3万元以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甘肃省最低,仅为3425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60%。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甘肃省,绝对值相差超过1万元,最高最低相差4倍多。同年,超过全国农民收入平均水平的省区市收入占全国的60%。2000年时,最高最低县市相差4.2倍,绝对值差距为4266元,有20个省区市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可见,省际之间绝对值、相对值都扩大了。

三、政策建议

增加农民收入受基础设施、消费环境、消费观念、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是一个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制约因素可以归纳成环境、能力和渠道3点,在此基础上,应寻求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能力和渠道是在“三农”“内部”找对策,环境则是跳出“三农”找对策。

1.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即“扩补、稳价”。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适当提高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农机具补贴等标准。长期执行并逐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严格控制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

2.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历史机遇,合理使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支持和促进新农村建设。要将以改善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为重点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府投资的范畴,加大支持农村科技、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力度,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促进农村换颜变貌。

3.加快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要加大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农民工返乡就业的扶持力度,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建立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建立农民就业档案和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据库。鼓励农民到农村创业或指定到农村负责科技推广工作,加强农民职业培训,广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途径,推进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全面提高外出打工者的整体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

除了经营性、工资性收入以外,还应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农民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也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以及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和房子“资源资产化”应是其增收的新渠道。然而,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和农民住宅,至今还不能抵押、不能在集体以外的市场上合理流转。大量土地和房屋长年荒废,影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今后,可支持农民、各类农业园区和特色农产品基地,依托自然生态、田园景观、民俗文化和农事活动,发展“农家乐”,支持农民住宅地和土地为农民工、城镇居民提供集宿楼,发展“房东经济”。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是扩大特色农业种植面积,大力发展农产品仓储、深加工工业。加强农业生产能力、加工能力、营销能力、出口能力“四个能力”建设。二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龙头带农,科技兴农,基地扶农,市场活农,提效富农。提高农村经济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支持农村社区股份制、农业专业股份合作制和农民富民合作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探索。鼓励和引导工商企业投资农产品加工,着力打造企业档次高、产品质量优、运行机制活、市场前景好的骨干企业。有计划地重点培植若干具有地方特色的规模产业集群,真正实现由雷同型经济向特色经济转变。三是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的保障性收入。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失地保险、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社会福利等五项制度,逐步提高农民的保障水平,努力做到老有所养、贫有所扶、病有所医、残有所靠。坚持分类指导,对于纯农业人口,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优化种植结构,由传统农业向第二产业(农业加工业)、第三产业(农业服务业)转变。四是真正落实县域经济“强县富民”工程,充分利用好国家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当前县域金融机构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加大对农村农业的资金扶持力度,设立政策性贷款专门支持农民进行开发性生产。扶持乡镇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更好地发挥小城镇辐射农村、带动就业、促进消费的作用。改善县域金融服务,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大力支持批发零售、金融保险、旅游餐饮、文化服务等行业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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